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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代价

虽然港交所在与阿里巴巴的谈判中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并得到了很多人的喝彩，但却导致当地的金融界蒙受损失。于是，一场事关市场改革的大讨论再次被引爆。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希望港交所批准其设立独特的合伙人模式——尽管主要由创始人和高管组成的28位合伙人仅持有阿里巴巴10%的股份，但他们希望在上市后继续控制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不过，港交所却并未点头。

香港为自己的顽固付出了代价，而纽约却可能从中受益——纽交所和纳斯达克都在争夺这笔有可能是近五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而由于这宗交易可以带来巨额承销费，导致香港的银行界因此丧失了难得的创收机会。所以，他们纷纷抱怨监管者没能挽留阿里巴巴。

长期影响

在否决阿里巴巴的的合伙人模式时，香港监管者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既有立场上做出妥协，仍将保障小投资者的利益，并对所有股东一视同仁。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香港银行家、律师和顾问都提出了质疑，当地监管者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挽留这笔巨额交易，在联交所的净利润较3年前萎缩两成的情况下主动扩张IPO管道。

他们认为，应当以失去阿里巴巴IPO交易为契机，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改革。

“一笔IPO没有关系，但从整体来看，港交所吸引大规模IPO，尤其是具有标志意义的高调交易的能力，将会长期受损。”瑞士银行分析师史蒂芬·安德鲁斯(Stephen Andrews)说。

利益冲突

港交所的双重身份再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他们既是IPO监管者，同时也是一家通过上市费和交易费创收的上市成都公司。

这种存在利益冲突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2003年，香港政府专家团建议将港交所的上市实体并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但整份提案最终只有一项得以实施。

虽然拒绝在公司治理上为阿里巴巴的特例开绿灯，但港交所本身也承认自身的顽固性。在本周的一篇长文中，香港联交所CEO李小加表示，有可能展开改革，但不会急于求成。

“他显然因为这一问题而困扰，”香港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合伙人大卫·纽维尔(David Neuville)说，“很明显，美国的交易所更灵活，而且表现也很好。他们可能会增加灵活性，以便继续推动港交所的发展。”

回旋余地

香港联交所是全球第二大交易所，市值仅次于芝加哥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运营方CME集团。他们之前碰到类似的问题时曾经做出了妥协。

2009年，尽管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 Rusal)没有达到港交所的盈利标准，但依然获准在香港上市。不过，监管者对股票发行量做出了限制，而该股至今处于破发状态。

2011年3月，香港失去了亚洲首富李嘉诚控制的和记黄埔港口控股信托(Hutchison Port Holdings trust)价值55亿美元的IPO交易。该信托之所以最终到新加坡上市，是因为香港不允许商业信托。该信托采取的独特股东结构多年以来一直遭到香港的反对，但却受到曼谷和吉隆坡等多个市场的欢迎。

当时的那次失利就在银行家、政府官员、立法者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他们担心香港将在上市领域失去竞争优势。几个月后，香港允许设立一种类似于企业信托的模式，也就是“单一投资”(singel investment)。同年11月，李嘉诚的儿子领导的电讯盈科通过香港电讯信托(HKT trust)在香港融资12亿美元。

降低依赖

香港还对中国大陆的成都互联网股票敞开了大门，腾讯如今的市值已经飙升至980亿美元，而在2004年上市之初却仅为8亿美元。腾讯股价约占港交所日交易量的3%，位居前五。

香港的一些金融界人士对阿里巴巴转道美国IPO感到十分惋惜，他们指出，港交所去年的平均交易量较2007年的峰值萎缩了39%。过去两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和大型IPO的匮乏都拖累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了降低对股市的依赖，港交所去年还斥资21亿美元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希望从中国大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中获益。但此次并购的效益恐怕要到2015年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股东维权人士、香港监管者大卫·韦伯(David Webb)表示，即使是像阿里巴巴这么大的公司也很难成为例外。

他在个人网站上撰文称：“倘若监管者让一只新股成为例外，今后也会有很多上市申请提出同样的条件，而现有的上市公司肯定也会不满，同样会要求同样的待遇。”(书聿)